在现代的电视剧中，比如《包青天》和《狄仁杰断案传奇》这类剧集里，经常会出现“告御状”的情节，看起来似乎是常见的历史场景。但实际上牛盈宝，在真实的历史上，根本没有“告御状”这种情况。尽管如此，的确有人会到京城上诉，特别是在清朝嘉庆年间，就发生过一起非常复杂的案件。
刑部自唐朝起便是封建王朝的六大部门之一。历史上，六部分别是吏部、户部、礼部、兵部、刑部和工部，每个部门有着各自的职责。刑部是其中最重要的司法机关，专门负责处理刑事案件。它在所有法院中地位至高，甚至涉及死刑的判决，都需要上报给皇帝批复。在这个机构面前，打官司几乎就是与整个司法系统的最高权力对抗。
这起案件发生在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年）9月24日的早晨，北京的刑部衙门。那天，刑部的一个小吏打开了衙门的大门，准备清理卫生，迎接当天的工作。与往常不同的是，门一打开，他立刻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。走近一看，居然在刑部的门口躺着一具尸体，鲜血四溅，气味难以忍受。周围的百姓也都纷纷围观，议论纷纷。
展开剩余84%大家都知道，刑部是处理重大案件的地方，任何在这里发生的事，都不容小觑。这是谁敢在刑部门口杀人呢？更何况这可是大清帝国的首都，北京，整个国家的心脏地带。几个衙役赶紧把围观的群众赶走，然后仔细检查尸体，结果发现尸体是自杀，而且还在尸体上找到了一封控告信。小吏立刻意识到，这人原来是带着控告信来上访的，是用这样的极端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冤屈。
这种方式上访是第一次听说，小吏知道牛盈宝，这件事绝对不会小事，一定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。于是，他立刻向上级报告，消息迅速传到了嘉庆皇帝那里。皇帝得知情况后，立即下令刑部彻查此案，确保冤屈得到公正解决，不让任何人再受冤屈。
为了调查这起案件，刑部、都察院和大理寺三个司法机关组成了联合调查组，开始着手侦破此案。为了更好地理解案件，我们需要了解一下“京控”的背景。
“京控”是指民众为了上诉而赴京控诉的行为。这种制度在中国古代已经存在了很久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。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司法公正，让百姓能够通过正式渠道向皇帝反映自己所遭遇的不公。古代的“告御状”正是基于这个制度。在皇帝集权的时代，百姓若想申冤，必须通过这种方式，才能得到朝廷的关注。
清朝的嘉庆年间，为了方便百姓上诉，专门制定了相关的“京控”规定。根据《清史稿》中的记载，百姓如果对地方政府的判决不服，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申诉程序，最终上诉到京城的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等地方，最后由皇帝批示处理。这项制度看似为百姓提供了公平的诉讼机会，但实际上，整个过程非常繁琐、复杂，而且非常容易被地方官员阻碍。
接下来，我们回到案件本身。案发地点在安徽的泾县，这个地方人多地少牛盈宝，居民之间常常发生冲突。在当地，有两户人家，分别姓徐和章，这两家一直有世仇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冲突，互相打架，打官司更是家常便饭。因此，县衙官员对这两家的纷争已经感到厌烦了。可这起案件的起因并非这两家人的矛盾，而是一个叫徐飞龙的人死亡事件。
有一天，泾县知县马清宁接到报案，说在海峰口发现了一具尸体。根据清朝的法律，县令必须亲自去勘察命案现场。于是，马清宁立刻带着衙役赶到现场，查清尸体，并带回了尸体和相关证物。经过初步调查，死者是徐飞龙，而报案人是高翔。马清宁在处理案件时犯了一些严重错误，导致一审判决错误，这也是后续问题的根源。
首先，马清宁在验尸时未能找到死因，且在审问报案人高翔时，采用了严刑逼供的方式，结果高翔在拷打下说出一些不真实的话，故意混淆了案件的真相。随后，马清宁竟然帮助高翔逃到浙江。经过一系列错误的调查，马清宁得出结论，认为徐飞龙是因为与他人打架而死，并且尸体被移到海峰口。这一结果让徐飞龙的家人，尤其是徐家族人，感到十分愤怒，他们坚信是章家杀害了徐飞龙，认为县令判断失误。
然而，更加复杂的事情发生了。泾县衙门的一些衙役为了私利，收受贿赂，鼓动高翔的儿子高英去指控章家。这个行为无疑进一步加剧了矛盾，把本来就有世仇的徐家和章家之间的关系推向了更严重的冲突。后来，在高翔的供词下，徐家族人在第二审和第三审中不断败诉，最后遭到了极大的迫害。
不满判决的徐家族人前往安徽的巡抚衙门上诉，而安徽巡抚在重新审理案件时，发现了高翔曾接受徐家资助的事实，再加上他的供词矛盾重重，巡抚认为整个案件很可能是徐家在恶意陷害章家。为了查明真相，巡抚加强了对徐家族人的审讯，开始施加更严厉的刑罚。尽管受到酷刑，徐家族人依然坚称与徐飞龙的死无关。
从嘉庆二十三年到嘉庆二十四年，徐飞龙的儿子徐荣生和徐芝生先后赴京上访，最终案件由步军统领衙门和安徽巡抚重新审理。但尽管巡抚更换了，案件中的主要官员依旧没有改变立场，继续认为徐家有罪。于是，徐家族人不得不继续上访，最终在刑部前自杀控诉，表露出他们的极度无奈。
随着这件事的曝光，朝廷上下开始重视，嘉庆皇帝去世，道光皇帝继位。新皇帝决定彻底查明此案，处理不公的官员。道光帝亲自指示，要求两广总督阮元负责此案的审理。经过彻底调查，案件终于真相大白，原来徐飞龙的死因并非徐家或章家所为，而是高翔误认为徐飞龙是小偷，将其杀害，然后为了逃避责任，把矛头指向了徐章两家。
最终，高翔被依法处决，安徽的两任巡抚被罢官，负责此案的县官和衙役也受到了惩罚，案件历时五年，最终为徐家冤屈得到平反。然而，这个过程的代价却极为沉重，徐家为了申诉付出了巨大的金钱和人力代价，甚至失去了几条人命。更重要的是，普通百姓如果没有像徐家这样的背景，可能永远都无法得到这样的正义。
这件案件虽然最终得到了解决，但它也暴露了中国古代司法系统中的巨大缺陷，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司法水平和能力不足。追求公正的理想固然崇高，但在当时的环境下，这种理想却是遥不可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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